青史斑斑 | 名山事业文脉长

发布日期:2022-08-01 12:13    点击次数:101
中国古代的藏书楼大多称“阁”。收藏《四库全书》的七阁,其命名有统一的构思,第一个字均为“文”,第二个字基本上是水字旁的字,因为典籍最怕遇火。新近落成的中国国家版本馆总分馆的命名也遵循这一传统。值得注意的是,版本馆不仅收藏典籍,古今中外凡是留有中华文明印记的载体都是版本资源,都在其收藏之列。中国国家版本馆新近落成。中国之为文献大国,不仅因为历代作家笔耕不辍,也在于历代收藏机构接力保管文献,将文明的种子保存与传承。文献要在漫长时光中经历重重考验才能免于消失的命运,每一册保留至今的典籍,都是中华文明坚韧品格的脚注。天禄石渠、麒麟兰台,这些世代相传的美丽名字属于藏书楼在书于竹帛的年代,普通人拥有藏书是很困难的,当时的藏书重心在官府,一些学富五车的大学者也拥有不少藏书。汉代官府的藏书机构对后世影响深远,其中一项影响是它们的名字已成为典故。西汉在长安的未央宫中设立了天禄阁、石渠阁、麒麟阁等藏书机构,清朝乾隆年间,曾在昭仁殿列架收藏宋元明善本,乾隆据汉代宫中藏书天禄阁故事,题匾“天禄琳琅”;又将宫廷收藏的历代名家书画作品撰写提要,编成《石渠宝笈》。汉代还设立了兰台,说到兰台,它与御史有密切的关系。《汉书》记载:御史台长官为御史大夫,御史大夫有两位辅佐之丞,其一为御史中丞,“在殿中兰台,掌图籍秘书,外督部刺史,内领侍御史员十五人”,因为有这一层关系,御史台得到了兰台这个别称。兰台一词在历史上的含义十分复杂,可指御史台,可指秘书省,其泛指宫廷藏书之所的含义也很普遍,而且历久不衰。兰台乃西汉始建,东汉仍设,东汉尤其推崇儒学,天下儒者不断献书,“石室、兰台弥以充积,又于东观及仁寿阁集新书”,位于洛阳南宫的东观也是一处官府藏书之所,因为大学者蔡邕等人曾在东观工作过,后世亦负盛名。提到蔡邕,他是东汉末年的一位大学者,也是一位家藏万卷书籍的藏书家,这在当时是很罕见的,而更加罕见的是他对于藏书的态度。东汉末年曾将都城从洛阳西迁至长安,当时已经名满天下的蔡邕在长安见到了一个叫王粲的少年,他听说王粲已在门外,激动地连鞋都穿倒了,他对于这位“容状短小”却才华出众的少年很是喜欢,表示要将自己的藏书都给他,“吾家书籍文章,尽当与之”,后来蔡邕果然“载数车与粲”。蔡邕之女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才女蔡文姬,她的经历十分坎坷,在东汉末年曾被匈奴劫去,日日思归。将她赎回的曹操曾过问其家中藏书:“闻夫人家先多坟籍,犹能忆识之不?”蔡文姬怅然回答:“昔亡父赐书四千许卷,流离涂炭,罔有存者。今所诵忆,裁四百余篇耳。”从四千卷到四百篇,可见书籍保存之不易,我们常能见到古人读书能过目不忘的记载,它未必真实说明古人记忆力就比今人好,却可显示古人得书远比今人更为困难,因而一有机会就沉浸在书中,希望永久保存下书籍中的知识。蔡邕曾在东观校书,得以读到别人所无法接触的宫廷藏书,加以自己的丰富藏书,这为其成为大学者奠定了基础。蔡邕还参与完成了一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大事。前文提到东汉推崇儒学,对经典的研习成为社会风尚,经典乃先贤之言,字句只有保持原样,才能准确领悟经典的意涵,而在蔡邕生活的时代,印刷术尚未发明,抄书是获得经典的唯一途径,“手民之误”不仅难以避免,甚至可能代代相传。有鉴于此,蔡邕等人奏请校订儒家经典文字获同意,熹平四年(175年),校订结果通过刻写在石碑上并将石碑立于洛阳太学前的方式呈现,这便是历史上的《熹平石经》,它给当时的儒者提供了一个学习经典的最权威的版本。尽管后世纸张盛行,但刻立石经的行为延续到了清朝,大概因为石之坚固象征经典之永恒。官府私家、书院寺观,中国古代的藏书机构多种多样不论对于哪家藏书机构,书籍的传承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。蔡邕将藏书留给才华横溢的后辈,后世有不少藏书家效仿蔡邕故事,他们忍痛割爱,将毕生心血聚集起的藏书献给了别人,但其实他们让自己的心爱之物发挥了更大的价值。宋朝有一位叫晁公武的藏书家,他因著有《郡斋读书志》而闻名,这部著作是我国“现存最早的、具有解题的私家藏书目录”,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。《郡斋读书志》中收录的一些书籍已经亡佚,要了解其作者、内容等信息就必须参考《郡斋读书志》。晁公武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,他自述到他这一辈,“以翰墨显者七世,故家多书”,然而经历战乱之世,到晁公武时家中藏书已经所剩无几,竟出现了无书可读的情况。幸运的是,晁公武遇到了井度。两宋之交,晁公武携家眷到四川避乱,在这里他结识了四川转运副使井度,说起来井度是晁公武的上司。四川在当时不仅是雕版印刷业的一个中心,而且社会环境较为安定,多有稀见版本流传,爱书成痴的井度用心搜求,“历十余年,所有甚富”,卸任之后,他将藏书运至庐山。井度在其生命即将结束时,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自己的藏书,可惜他的子孙尚幼弱,无法继承藏书,“若其心爱名,则为贵者所有;若其心为利,则为富者所有,恐不能保也”,他决定将藏书交付晁公武,若日后他的后代有好学之士,请将藏书交回,不然可自取之。晁公武获得这批藏书后,加上自己所有的,除去重复,得24500多卷,在工作之余,他对藏书进行了整理,一一撰写提要,成就了《郡斋读书志》。晁公武所处的宋代,书籍的载体早已变成了纸张,而印刷术的推广让书籍的获得更为容易,科举取士规模的扩大让社会读书风气更加浓厚。这一时代见证了各种藏书机构的壮大,连寺观也不例外。书院也是在这一时代兴起的,并成为重要的藏书机构。名闻天下的书院,不仅是师资力量最好的书院,也是藏书丰富的书院。南宋朱熹曾执掌江西的白鹿洞书院,这座藏在庐山中的书院是“四大书院”之一。朱熹除了在这里讲学外,还规划了藏书楼——云章阁。朱熹为充实书院藏书多方奔走,除了购买之外,也有其他途径。朱熹曾为书院“换”来了《汉书》,他为江西一位叫刘靖之的儒者写传记,其子刘仁季将“先人所藏《汉书》四十四通为谢”,当时白鹿洞书院新成,朱熹将此书送到书院收藏,“以备学者看读”。在白鹿洞书院的办学历程中,接受捐赠书籍始终是充实藏书的重要途径,一项统计显示,清代地方官员向白鹿洞书院赠书129种1600余册,张伯行曾赠书66种。宋代以降,朝廷会向重点书院赐书,而书院本身也刻书,如元代杭州的西湖书院就以刻书规模庞大而著称。这家书院建立在南宋国子监的基础上,继承了南宋国子监二十余万块书版,元朝对这批书版进行了补刻,又新刻了马端临的《文献通考》等大部头著作。书院是理学传播的重镇,不同时代、不同派别的理学家对于一部经典的诠释有所不同,不同的诠释即意味着不同的版本,这些版本的保存与传播,是思想的魅力所在,也是文明的活力所在。天一生水、藏之名山,在山水之中营建保存文明种子的基因库中国人有敬惜字纸、爱护书籍的传统。对于费尽心力收集到的藏书,更是细心呵护,不论公私机构,都有严格的藏书管理制度。如清朝安徽芜湖的中江书院,建尊经阁为自己的藏书楼,有专人管理,所藏书籍加盖印章,“以昭信守”。尊经阁楼下设置了桌椅,“欲观书或钞书者,只准在此阅钞,限至迟十日必缴还。一概不许携带出院,违者议罚”,藏书规条的这一款后还特别标注“无论官署、世家,皆不得徇情面”。宁波天一阁的藏书制度与之相比,不仅不循外人情面,就是对自家人而言也是不近人情。天一阁是由明代藏书家范钦创建的,为了让藏书永续传承,他要求子孙后代“代不分书,书不出阁”,不仅外人难以入阁阅览藏书,自家人也不能随意出入天一阁,为此制定了“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与祭三次”等严格规定。天一阁鼎盛时藏书达五千余部七万余卷,在近代遭到一定程度的损失,但留存至今者仍为数不少。这是一笔巨大的文化遗产,天一阁收藏了一批孤本秘籍,如1999年在天一阁发现了北宋的《天圣令》,有力推动了中国法制史的研究。天一阁也许是中国古代最知名的藏书楼。清朝乾隆年间编修了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丛书《四库全书》,书成之后分别收藏于紫禁城中的文渊阁、圆明园中的文源阁、承德避暑山庄中的文津阁、沈阳故宫中的文溯阁及杭州文澜阁、扬州文汇阁、镇江文宗阁。四库七阁是仿天一阁设计建成的。藏书最怕遇到祝融之灾,古人在设计藏书楼时首要考虑的就是如何防火。以北京故宫中的文渊阁为例,阁前有水池,引内金水河水流入,阁从外观上看分两层,实则有三层,面阔六间,这是借鉴天一阁的设计,古人认为“天一生水,地六成之”,文渊阁以黑色琉璃铺顶,因为黑色在五行之中代表水。古人不仅在实际层面也在象征层面考虑藏书楼如何防火,甚至在为藏书楼命名时也多用带水的字,可见其用心良苦。新近落成的中国国家版本馆亦遵循这样的传统,位于北京的总馆名为文瀚阁、西安分馆名为文济阁、杭州分馆名为文润阁、广州分馆名为文沁阁。中国国家版本馆总分馆的选址还有一个重要特点,即依山而建,文瀚阁坐落在燕山下,文济阁背靠圭峰山,文沁阁选址凤凰山麓。中国人有“藏之名山,传之后世”的信念,将著书立说视之为“名山事业”。司马迁在《报任安书》中表露自己忍受人生巨大的痛苦与耻辱,也要完成《史记》的写作,成一家之言,希望此书“藏诸名山,传之其人,通邑大都,则仆偿前辱之责,虽万被戮,岂有悔哉”。真正令人悔恨的是文明的成果被无情的岁月吞噬,先贤的思想失去了隔代的知音。将中华文明的种子藏之名山,便是延续了中华文明的命脉。(陈彧之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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